很多人第一次听到“利用影响力受贿罪”，会觉得这件事离自己很远：“我又不是领导，手上也没有审批权；退一步说，钱也不是我要的。”可（2010）洛刑一终字第112号这份判决，恰恰说明这种想法有多危险。本案的被告人陈某，自己没有担任任何管理职务，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，只是某电力集团一位副总经理的妻子。她分三次收下的 7.4 万元，最后全部被认定为犯罪。
这篇讲两件事：第一，“利用影响力”的到底是谁；第二，7.4 万元为什么判了三年，却不用真的进监狱。
一、案件基本信息
| 项目 | 内容 |
|---|---|
| 案号 | （2010）洛刑一终字第112号 |
| 审理法院 |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二审） |
| 裁判日期 | 2010 年 10 月 27 日 |
| 罪名 |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|
| 涉案金额 | 7.4 万元（三次收受：4000 元＋5 万元＋2 万元） |
| 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 | 其丈夫，时任某电力集团副总经理兼工贸公司经理 |
| 判决结果 | 一审有期徒刑三年、罚金 7.4 万元；二审维持定罪、撤销量刑，改判有期徒刑三年、缓刑四年、罚金 7.4 万元 |
二、基本案情
被告人陈某，女，1965 年生。她的丈夫杨某，时任某电力集团副总经理兼工贸公司经理。2009 年，陈某三次收受个体供货商王某的财物：一次是两人逛街时陈某钱包被偷，王某当即送给陈某现金 4000 元；一次是陈某在车上提到没钱装修房子，王某为了得到其丈夫的照顾、让自己给电厂供应货物的生意做得顺利，办了一张 5 万元的银行卡送给陈某；还有一次是两人吃饭时，王某再次为了同样的目的送给陈某现金 2 万元。
拿到钱以后，生意上的“照顾”有没有兑现，判决没有展开；但王某送钱的动机，判决书写得很直白——“为了能得到陈某丈夫杨某的照顾，使自己给电厂供应货物的生意做得顺利”。案发后，赃款被追退，陈某家人另补退了 2 万元。
三、主要量刑情节
| 情节 | 认定情况 | 对量刑的影响 |
|---|---|---|
| 全额退赃 | 案发后赃款已追退，家人另补退 2 万元 | 从轻（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） |
| 主动缴纳罚金 | 二审期间缴纳罚金 7.4 万元 | 从轻（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） |
| 初犯 | 无前科 | 酌情从轻（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） |
| 认罪、悔罪 | 认罪悔罪态度好 | 酌情从轻（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） |
| 数额辩解 | 主张 4000 元、2 万元属“正常经济往来” | 不予采纳（无证据支持） |
四、判决结果
- 定罪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
- 主刑：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（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）
- 罚金：人民币 7.4 万元（已缴纳）
- 违法所得：追缴
- 二审处理：维持一审定罪部分，撤销一审量刑部分，改判缓刑
- 适用法律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款、第七十二条、第七十三条
五、本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：“利用影响力”的人，究竟是谁
先把这个罪名的特殊之处说清楚。 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；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，主体恰恰是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人。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主体有三类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、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，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、关系密切的人。
本案的陈某，落在“近亲属”这一类。 她是那位电力集团副总经理的妻子。这里要提醒一句：本案之所以认定的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不是受贿罪，关键就在主体的身份。如果她本人就是国家工作人员、直接利用自己的职务收钱，那是受贿罪；正因为她没有职务、收钱靠的是丈夫的职务影响力，才落到这个罪名上。
她的“影响力”是怎么运作的？ 按法条，一条路径是“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”，另一条是“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”。本案王某送钱，图的是“给电厂供应货物”能顺利——也就是冲着丈夫的职务来的。陈某本人不能审批、不能决定，她的价值在于“丈夫是那位副总”。这就是“影响力”三个字在案件里的具体样子。
这一点直接关系到辩护方向。 实务中，近亲属收钱有两种可能：一种是她单独利用亲属的影响力收钱，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；另一种是她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，利用后者的职务行为共同收受财物、共同分赃，那可能按受贿罪的共犯处理，量刑会重得多。本案法院认定的是前者，说明在案证据所支持的，是陈某自己借丈夫的地位收钱，而不是两人事先商量好一起收。
再说三年和缓刑是怎么来的。 本罪第一档是“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”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。本案行为发生在 2009 年，当时这个罪名刚刚由刑法修正案（七）增设，具体的数额标准还没有明确规定——辩护人也正是以“本罪名具体量刑数额没有明确规定”作为从轻理由提出来的。法院最终给了三年，是这一档里最高的一档；但从宽的空间并没有止步于此：陈某案发后全额退赃、二审期间主动缴纳罚金、系初犯、认罪悔罪态度好，二审据此认为“判处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”，把实刑改成了缓刑四年。也就是说，三年和缓刑不是一回事：三年是刑期，缓刑是执行方式；判了三年缓四年，意味着这四年考验期内不违反规定，原判的三年就不再执行。
顺带说一句，即便按后来（2016 年）明确的数额档，7.4 万元也属于“数额较大”（3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）——对应的仍然是“三年以下”这一档。本案的三年，是这一档的上限，也是靠退赃、退赔、认罪一路争取出来的结果。
六、从该案还可以观察到什么
其一，4000 元也被算了进去。 陈某上诉时主张，钱包被偷时对方当场给的 4000 元、以及吃饭时给的 2 万元，都是“正常经济往来”，不该计入犯罪数额。法院的回应是：无相关证据予以支持。这句话值得记住——是不是“人情往来”，不看送钱时的名义，而看这笔钱与职权、与请托之间有没有关联。 有了关联，再小的数目也会被计入。
其二，国企副总为什么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。 刑法第九十三条把“国有公司、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”列为国家工作人员。某电力集团属于国有企业，其副总经理主持经营管理，属于“从事公务”，正是本罪里那个“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”。很多家属会问“我们又不在机关里，怎么也算”，答案就在这里。
其三，退赃和缴罚金为什么要在宣判前完成。 本案二审的改判理由里，“案发后能全额退赃”“能主动缴纳罚金”是写在明面上的两个推力。退赃、缴罚金不是走流程，它们是法院判断“悔罪”和“社会危险性”时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东西。行动越早，评价越实。
七、研究记录
研究记录：本文为职务犯罪法律问题研究记录，所引裁判文书信息已作脱敏处理，自然人姓名均以“某”代称，相关单位名称已作概括表述；仅用于专业研究，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或个案法律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