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里，20 万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——它正好是“数额巨大”的起点。同样是 20 万元，落在门槛下面还是门槛上面，量刑的档次就可能不同。（2015）偃刑一初字第75号这份判决，收受的正好是 20 万元，最终判了三年。这个“三年”从哪里来，是这篇要讲清楚的事。
一、案件基本信息
| 项目 | 内容 |
|---|---|
| 案号 | （2015）偃刑一初字第75号 |
| 审理法院 | 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 |
| 裁判日期 | 2015 年 9 月 25 日 |
| 罪名 |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（案由栏另列受贿罪） |
| 涉案金额 | 20 万元（索要） |
| 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 | 时任某省地税局局长的某（被告人系与其关系密切的人） |
| 判决结果 | 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 10 万元；违法所得 20 万元予以追缴 |
二、基本案情
被告人刘某，男，农民，中共党员，2004 年曾因收购、销售赃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。他与时任某省地税局局长的某通过熟人介绍相识，后成为要好朋友。2011 年下半年，刘某结识了某区地税局局长姚某，向姚某自称与省局领导关系要好、必要时可以引见。2012 年下半年，刘某促成两人一起吃饭，席间称姚某是自己的亲戚，请对方在工作和提拔上多关照，姚某也当面提出了想提拔晋升的请求。
2012 年 8、9 月，刘某以“提拔晋升需要给领导送钱”为由，向姚某索要 20 万元。几天后，姚某在地税局办公室一次性交给刘某现金 20 万元。此后刘某多次打电话或者到办公室，向那位省局领导提出提拔照顾姚某，对方均承诺帮忙。20 万元中，13 万元被刘某用于投资，其余用于个人消费。2014 年姚某被调查后，刘某为隐瞒真相，让对方书写了一张假借条。案发后，刘某亲属退缴 10 万元。
三、主要量刑情节
| 情节 | 认定情况 | 对量刑的影响 |
|---|---|---|
| 索贿 | 法院认定系刘某提出并索要（“对方主动给付”的辩解不予采纳） | 未作为从轻情节 |
| 自愿认罪 | 庭审中自愿认罪 | 从轻 |
| 部分退赃 | 亲属退缴 10 万元 | 从轻 |
| 悔罪态度 | 认罪悔罪态度诚恳 | 酌情从轻 |
| 前科 | 2004 年曾因收购、销售赃物罪被判刑一年六个月 | 判决未单独评价（作为综合考量背景） |
四、判决结果
- 定罪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
- 主刑：有期徒刑三年
- 罚金：人民币 10 万元（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）
- 违法所得：20 万元予以追缴（其中 10 万元已扣押）
- 刑期起止：自 2015 年 3 月 11 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10 日止（先行羁押一日折抵一日）
- 适用法律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款、第六十四条
五、本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：20 万元这个“分界点”，三年是怎么定的
先摆两个档。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款分三档：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三年，正好卡在第一档和第二档的分界线上。 第一档的上限是三年，第二档的下限也是三年。所以“判三年”既可以理解为在第一档顶格判，也可以理解为在第二档从最低处判——它是两档共用的那个点。
20 万元这个数额本身也是一个门槛。 按后来施行的法释〔2016〕9 号第十条，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参照受贿罪，20 万元以上、不满 300 万元属于“数额巨大”。20 万元以上，正好是“数额巨大”的起点；20 万元以下（3 万元以上），则是“数额较大”。本案收受的恰好是 20 万元，严丝合缝地踩在“数额巨大”的起跑线上。
但要把时间关系说清楚。 本案行为发生在 2012 年，判决在 2015 年 9 月 25 日，都早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施行的法释〔2016〕9 号。也就是说，在作出判决时，“20 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”这条线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正式落地，本罪的具体数额标准当时并不明确，判决书里也没有写“数额巨大”四个字。法院给出的落点是三年——用第一档的最高、第二档的最低，把这个“踩线”的数额评价完了。
三年之下还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。 从宽的情节写得很清楚：庭审中自愿认罪、能部分退赃（退缴 10 万元）、悔罪态度诚恳。不利的情节也有三样：一是这笔钱是刘某主动索要的，法院没有采纳“对方主动给付”的辩解，索要型在评价上通常比被动收受更重；二是他此前有刑事前科；三是退赃并不彻底——20 万元只退了 10 万元。这几样放在一起，把量刑推到了三年这个点上。
给家属一个判断顺序。 看这类案件会判多少，先看数额落在哪一档；再看是索要还是被动收受；再看退赃是否彻底、有没有自首坦白；最后才谈其他。本案的三年，是“20 万元踩线＋索贿＋部分退赃”三件事合起来的结果，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决定的。
六、从该案还可以观察到什么
其一，案由栏里为什么同时有“受贿罪”。 本案判决书首页的案由，同时列了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。这不是说刘某同时构成两个罪，而是这类案件在定性上天然存在争议——收钱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，钱又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影响力换来的，究竟定受贿罪（共犯）还是本罪，需要在个案中判断。刘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，也没有与那位省局领导共谋分赃，法院最终按本罪认定。
其二，索贿是怎么被认定的。 刘某辩称 20 万元是姚某主动给的，不是他索要的。法院的依据是：刘某在侦查机关有多次供述承认是自己提出让对方拿 20 万元去送，姚某的多次陈述与之吻合，只有刘某最后一次供述翻供。言辞证据的一致性与稳定性，往往就是这个情节的胜负手。
其三，事后写假借条意味着什么。 姚某被调查后，刘某让对方写了一张“借款”假条，试图把 20 万元伪装成民间借贷。这类事后动作不会改变犯罪数额的认定，但会影响悔罪评价，也是在办理这类案件时特别要提醒当事人不要做的事。
其四，前科在这里意味着什么。 刘某 2004 年因收购、销售赃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。到 2012 年本案行为发生时，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已超过五年，不构成累犯，因此不能依累犯从重。但前科仍是一个记录在案的事实，会影响法院对“主观恶性”“人身危险性”的整体印象——这也是为什么量刑情节表要把它列出来，而不是只看有没有自首、退赃。
七、研究记录
研究记录：本文为职务犯罪法律问题研究记录，所引裁判文书信息已作脱敏处理，自然人姓名均以“某”代称，相关单位名称已作概括表述；仅用于专业研究，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或个案法律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