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2020）豫0329刑初268号判决：伊川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挪用公款两起合计730万元，又变造政府文件开设对公账户，起诉三罪、判决两罪，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。值得拆的有两层：八年主刑全部落在挪用公款罪本身，变造公文罪只贡献一年；一审、上诉发回到重审撤回一罪的程序线，能看清三罪怎么变成两罪。

一、案件基本信息

项目内容
案号（2020）豫0329刑初268号
审理法院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
裁判日期2020 年 9 月 8 日
罪名挪用公款罪、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（起诉时另有骗取贷款罪，重审中撤诉）
挪用数额两起合计 730 万元（600 万元＋130 万元）
判决结果挪用公款罪有期徒刑八年；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有期徒刑一年，罚金 1 万元；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八年六个月

二、基本案情

被告人系伊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，中共党员。

第一起挪用，2014年4月，伊川县政府为解决某置业公司信访稳定问题成立协调领导小组，被告人任成员兼办公室主任。同年5月，县国库支付中心将返还置业公司的土地出让金979.4万元转入被告人开设的”信访协调组”对公账户。其分四笔将其中600万元转入个人账户，借给村民何某使用，收息15万元；其间向购房户实际发放退房款924.78万余元，剩余54.617599万元用于个人及家庭开支，至今未还。

第二起挪用，2016年5月起，被告人受分管副县长委托协调某电力公司储灰场复垦工程，利用职务便利借用某建设公司资质私自承揽工程。同年12月三方签订协议，约定工程款汇入监管账户、验收后拨付。12月26日，电力公司向协调组账户转入工程款130万元，其随即私自挪出，用于偿还个人借款及利息、借给其子和他人、偿还个人贷款及家庭开支。

变造公文事实，2016年11月，被告人变造伊川县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信访协调组的通知文件，持该变造文件开设上述对公账户——这也是”吸收犯”之辩的事实基础。

程序线上，检察机关2019年11月以三罪起诉。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上诉，二审2020年6月裁定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。重审中，检察机关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对骗取贷款罪撤回起诉获准，仅就两罪审理。

三、主要量刑情节

情节法院评价
坦白（挪用公款罪）依法可以从轻处罚（刑法第67条第3款）
自首（变造公文罪）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事实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（刑法第67条第1款）
初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
退缴上缴违纪款5.3万元，重审中其妻代缴10万元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
挪用公款罪自首之辩驳回：犯罪事实已被办案机关掌握，到案时不具有自动投案的主观故意

注意分罪认定：自首只在变造公文罪上成立，挪用公款罪只认坦白——数罪案件中自首与坦白按罪分别认定。

四、判决结果

  • 定罪：挪用公款罪、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，两罪成立
  • 主刑：挪用公款罪有期徒刑八年；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有期徒刑一年，并处罚金1万元；依照刑法第69条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，罚金1万元
  • 追缴：未退还的546175.99元追缴后返还县政府；违法所得利息15万元追缴后上缴国库（已上缴的15.3万元在追缴时扣减）
  • 适用法律：刑法第384条第1款、第280条第1款、第67条第1款及第3款、第69条；未援引挪用公款数额标准的司法解释

五、本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：八年从哪一档来？

先回答最容易被问倒的问题：八年出自挪用公款罪本身，变造公文罪只贡献一年——并罚走限制加重，不是相加。

挪用公款罪的八年，落点是”情节严重”档——刑法第384条第1款规定，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第一起600万元按法释〔1998〕9号，营利活动型”数额巨大”起点15万元至20万元，远超；按法释〔2016〕9号第6条，情节严重门槛为挪用200万元以上，同样远超。这起2014年的营利活动型事实无论按哪份解释，都足以把全案拖入”情节严重”档，八年是五年以上法定刑幅度内的落点。判决书对解释适用一字未提，但结果上不存在新旧之争——两套标准指向同一档，不像573号案例那样刑期因解释而差一档。

第二起130万元行为在2016年4月18日之后，按2016年解释第6条未达200万元门槛，单笔只在五年以下档；但两起事实并案定一罪，法定刑档按最重的事实确定，并入后不改变全案档位。

另一处易误读：全案未退还54.6万余元，有人会往”数额巨大不退还”（十年以上）上靠。判决没有走这条路——“不退还”要求因客观原因案发前不能退还，本案款项去向明确、有追缴可能，法院认定的是”情节严重”档，攻防都要先过”客观不能退还”关。

变造公文罪的”吸收犯”之辩被驳回：法院认为两个行为侵犯的客体不同——前者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信誉，后者是公共财产所有权及国家财经管理制度，各自独立符合构成要件，且无法定竞合的规定，应认定为两个犯罪行为。并罚算术朴素：八年＋一年，限制加重后执行八年六个月。

六、从该案还可以观察到什么

其一，两笔”性质之辩”的回应。 被告人主张130万元系”承揽工程应得的工程款，不是公款”，法院认定该款系政府为协调环保整改而管理的款项，属于公款，挪用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、利用职务便利实施。其另主张实际获利6万元而非15万元，法院查明先后收取利息6万元、6万元、3万元，除首笔借款时直接扣除外，另两笔系顶账（抵顶何某车间租金和门岗工资），供述、证言与书证印证，15万元照认——顶账不改变违法所得性质。

其二，发回重审与撤回起诉的价值。 三罪起诉变两罪判决，直接砍掉一个罪名的定罪与量刑。对辩护而言，上诉与重审不只是争取刑期，也是对罪数结构重新谈判。案发后上缴的5.3万元”违纪款”，辩护人要求从挪用数额中扣减，判决未按扣减处理，连同重审中代缴的10万元一并作为酌情从轻情节——犯罪构成时的数额即告固定，事后退缴只影响量刑与追缴。

七、研究记录

研究记录：本文为职务犯罪法律问题研究记录，基于已公开裁判文书整理；文中裁判文书信息已作脱敏处理，自然人姓名均以”某”代称，相关单位名称已作概括表述；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或个案法律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