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批被告人、同一笔 114767 元、同样的事实，前后两份判决，主犯的并罚刑期从十一年变成七年。数额没变、罪名没变，改的是他在共同犯罪里被放在了哪个位置。

一、案件基本信息

项目内容
案号（2012）宜刑初字第49号
审理法院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院
裁判日期2012 年 4 月 25 日
前审判决（2011）宜刑初字第172号（2011 年 11 月 22 日）
二审裁定（2012）洛刑一终字第1号：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（2012 年 3 月 1 日）
罪名贪污罪；潘某另犯挪用特定款物罪
法院认定金额共同贪污 114767 元；潘某挪用特定款物 15 万元；刘某另 9000 元，累计 62550 元
判决结果潘某：并罚七年；崔某：五年；刘某：一年六个月

二、基本案情

2007 年，高速铁路工程在某县境内施工，年底计划修建一处改移道路工程。时任某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的崔某负责协调征地，同时承揽了该工程；施工中因改变坡度，最终实际只占用甲村土地 10.5 亩，并未占用乙村土地。2008 年 6 月，崔某与时任乙村村委会主任的潘某预谋，在用地坐标图上虚报该工程占用乙村土地 5.338 亩，骗取国家占地补偿款 114767 元。补偿款拨付到村后，潘某取出其中 56049 元，将 50000 元分给崔某、余款自肥，并指使村会计刘某以虚假领款条将 53550 元账目冲平；刘某另虚报”普九”债务 9000 元据为己有。此外，潘某将套取的 15 万元扶贫互助资金用于村务支出。

三、主要量刑情节

被告人情节重审判决的评价
崔某主犯利用职务便利积极实施犯罪，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
崔某自首主动投案、如实供述，自首成立，应减轻处罚
崔某立功规劝在逃人员归案，构成一般立功，可从轻处罚
潘某从犯在用地坐标图上加盖村委公章、起帮助作用，系从犯
刘某从犯受指示作虚假账目、起帮助作用，系从犯，应减轻

四、判决结果

  • 潘某：犯贪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；犯挪用特定款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；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。
  • 崔某：犯贪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
  • 刘某：犯贪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（刑期自 2011 年 8 月 5 日起算）。
  • 对照前判决（2011）宜刑初字第172号：潘某并罚十一年；崔某五年；刘某一年六个月。
  • 法律依据：刑法第 382 条、第 383 条、第 273 条、第 67 条、第 68 条、第 69 条、第 25 条、第 26 条、第 27 条。

五、两份判决对照：从十一年到七年，改掉了什么

先把程序理清楚。本案一审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作出（2011）宜刑初字第172号判决；宣判后崔某、潘某上诉，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”部分事实不清”，于 2012 年 3 月 1 日裁定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。宜阳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，于同年 4 月 25 日作出（2012）宜刑初字第49号判决。卷内因此是同一案件的两份判决，后一份是重审判决。 重审判决对发回理由没有展开，只能从结果反推改动了什么。

先看没变的：数额完全没变（共同贪污 114767 元、潘某挪用特定款物 15 万元、刘某累计 62550 元）；罪名没有增减；两名从犯的刑期也没变——崔某五年、刘某一年六个月。

变的是潘某，变在他的”位置”上。

前一份判决里，潘某对贪污部分只得到”积极退回赃款，可酌予从轻处罚”这一句评价——“酌予从轻”在幅度之内浮动，它不开档。潘某的贪污罪落在旧法第 383 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”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”这一档，法定刑是”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”；没有”减轻”通道，判决只能在这一档的最低处落点，就是十年。加上挪用特定款物罪一年六个月，并罚十一年。

重审判决换了一个评价：法院采纳辩护意见，认定潘某”在用地坐标图上加盖村委公章，对犯罪活动的完成起帮助作用……系贪污犯罪的从犯”，并认定崔某”积极实施犯罪，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”。位置一换，通道就打开了。 刑法第 27 条第 2 款规定，对从犯应当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——“减轻”意味着可以突破法定刑下限。潘某的贪污罪由此跌入低一档的量刑幅度，判七年；挪用特定款物罪也从一年六个月降到六个月。十一年到七年，差的就是这一次从犯认定。

还有两点。崔某的立功认定变了，刑期却没变：前一份判决认为其规劝归案的在逃人员是否构成犯罪尚不确定，立功不成立；重审认定了”一般立功”。但崔某始终是五年——自首本就可减轻，五年已是该档最低处，再叠加”可以从轻”的立功也无下调空间。从宽情节不是简单叠加，落到幅度最低点就到顶了。 另外，两份判决都没有从数额中扣减款项，重审改的是”人的地位”，不是”钱的数字”。

六、从该案还可以观察到什么

其一，从犯辩护要落到事实层面。 潘某这条辩护在重审中被采纳，落点是”加盖村委公章”这个具体动作及其”对犯罪完成所起的作用”。从犯认定是对行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地位的判断，必须落到具体的分工、动作上，而不是一句”他作用小”。 前一份判决未采纳这一方向，重审调整辩护方向后才被采纳。

其二，挪用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的分界。 潘某套取的 15 万元扶贫互助资金，全部用于村里修路、护坡等公务支出，没有扶持一户贫困户；法院认定这笔钱没有进个人口袋、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定挪用特定款物罪（刑法第 273 条），而非贪污。公诉机关曾把其中 10.5 万元按贪污起诉，法院未予支持。钱最终有没有化为个人财产，是挪用与贪污的分水岭。

其三，共同贪污按参与额定罪。 崔某只分得 5 万元，但二人对贪污部分都按 114767 元的参与额确定量刑幅度——依法发〔2003〕167 号，“个人贪污数额”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、指挥的共同贪污数额，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认定。分得多少影响幅度内的轻重，不影响进入哪一档。

七、研究记录

研究记录：本文为职务犯罪法律问题研究记录，基于已公开裁判文书整理；文中裁判文书信息已作脱敏处理，自然人姓名均以”某”代称，相关单位名称已作概括表述；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或个案法律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