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位行贿案判下来，顺序一般是：先看单位罚多少，再看被追责的几个人各自判了什么。这份（2017）豫0322刑初73号把两组数字摆得很整齐——被告单位罚金 25 万元；被告人杨某（公司法定代表人）有期徒刑一年、缓刑二年、并处罚金 15 万元；被告人施某（公司股东）拘役六个月、缓刑一年、并处罚金 10 万元。同一笔钱、同一个罪名、同一天宣判，为什么一个一年、一个拘役？差的这一档，不在数额，在“谁是主犯”。
这篇要说清三件事：共同犯罪里主从犯怎么切、切在哪、切完之后刑种怎么落。
一、案件基本信息
| 项目 | 内容 |
|---|---|
| 案号 | （2017）豫0322刑初73号 |
| 审理法院 |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民法院（原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） |
| 裁判日期 | 2017 年 10 月 24 日 |
| 罪名 | 单位行贿罪 |
| 涉案金额 | 人民币 115 万元（提成 90 万元、春节送礼 25 万元） |
| 判决结果 | 单位罚金 25 万元；杨某有期徒刑一年、缓刑二年、罚金 15 万元；施某拘役六个月、缓刑一年、罚金 10 万元 |
二、基本案情
被告单位某图书公司是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公司，股东为杨某和施某，杨某任法定代表人。2008 年、2012 年，杨某代表公司与某省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两次签订《中小学实验操作练习册》出版发行合作协议，约定公司按发行码洋的 5% 上交著作权使用费，中心负责编写、审定并向全省各市县下文推荐发行。签约后，杨某提议按销售码洋的 1% 给中心原主任景某送感谢费，施某同意。自 2008 年起，由杨某代表公司多次送给景某现金共计 115 万元，其中提成 90 万元、春节送礼 25 万元。庭审中被告单位及二被告人均认罪。
三、主要量刑情节
| 情节 | 认定情况 | 法院评价 |
|---|---|---|
| 共同犯罪 | 认定二被告人系共同犯罪 | 杨某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；施某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系从犯 |
| 从犯从轻 | 施某系从犯 |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|
| 认罪 | 被告单位及二被告人均认罪 | 酌情从轻处罚 |
| 施某辩解 | 辩称自己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| 与法院认定一致，予以采纳 |
四、判决结果
- 定罪：被告单位某图书公司及被告人杨某、施某均构成单位行贿罪
- 对单位的罚金：人民币 25 万元，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完毕
- 杨某（法定代表人）：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 15 万元
- 施某（股东）：拘役六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 10 万元
- 缓刑考验期：均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
- 适用法律：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七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三条
五、本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：两名责任人，为什么一个一年、一个拘役
先看共同犯罪是怎么被认定的。 判决的表述是：杨某和施某“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，其行为均构成单位行贿罪，且系共同犯罪”。注意这里的落脚点——不是两个人一起构成“行贿罪”，而是两个人分别以单位内部不同身份，共同落入同一个单位行贿罪。这两句话看着接近，辩护时的着力点完全不同。
再看主从犯怎么切。 判决给出的理由是：在共同犯罪中，杨某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；施某起次要和辅助作用，系从犯，可以从轻处罚。把这个结论倒推回事实，切分的依据其实很清楚——谁提议、谁实施、谁只是同意。按查明的事实，是杨某提议按销售码洋的 1% 送感谢费、由杨某代表公司多次送钱、也是杨某经手；施某的角色是“同意”。一个动议并落实，一个知情并表示同意，主次由此分开。本案施某的辩护意见只提了一条——“自己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，请求从轻”，而这恰恰是判决认定的事实，所以这条辩护自然落地。
然后是刑种怎么落。 这一步最容易被误读。旧条文第三百九十三条对自然人一侧只设一个刑档：“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”。也就是说，主犯和从犯不是落在两个不同的刑档里，而是落在同一个刑档内、分别选择不同的刑种——杨某落在“有期徒刑”，施某落在“拘役”。拘役是这个刑档里最轻的一档，判决把它给从犯，逻辑上顺理成章。
再往下一层看从宽的路径。 施某这一侧，从宽的依据是刑法第二十七条关于从犯“应当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”的规定；杨某这一侧，主犯没有法定从宽身份，落点靠的是认罪与缓刑。两个人都是缓刑，但考验期不同：拘役六个月对应的考验期下限是一个月，本案判一年；有期徒刑一年对应的考验期下限是一年（刑法第七十三条），本案判二年。也就是说，两人在缓刑上都取在了较低的位置。
最后提示一个判项写法上的细节。 本案在自由刑之外，对两名被告人都并处罚金（15 万元、10 万元）。对照条文：1997 年修订的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，罚金是落在单位一侧的，自然人一侧只写自由刑；但刑法修正案（九）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已在自然人一侧增加了“并处罚金”。本案行贿行为跨 2011 年至 2016 年，部分行为发生在这道分水岭之后，法院对自然人并处罚金是有法律依据的。所以翻卷宗碰到这类判项，正确做法是先核行为时间、再定该用哪一版条文，而不是只看判决年份，更不要想当然地按旧条文字面去质疑判项。
六、从该案还可以观察到什么
其一，本案走的是第三百九十三条的后半段。 判决表述为“违反国家规定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、手续费，情节严重”，而不是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”。这两种入罪路径并列存在，审查时要先确认判决走的是哪一条，再决定辩点往哪个方向找。
其二，数额档只作新旧对照。 115 万元按行为时的 1999 年立案标准（单位行贿 20 万元以上应予立案）属“情节严重”。2026-05-01 起施行的法释〔2026〕6 号第四条把“情节严重”定为 20 万元以上、“情节特别严重”定为 200 万元以上，这是本案之后的标准，只作提示，不能拿来评价本案量刑。
其三，一份可直接套用的审查清单。 ①主体：被告单位是否体现单位意志（决策、资金、利益三要素）；②被追责自然人的身份，是“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”还是“其他直接责任人员”；③共同犯罪中的分工，谁提议、谁经手、谁同意；④数额落在哪一档，总额与特定情形分别核；⑤判项里对自然人有没有罚金——有，则要核实法条依据；⑥缓刑考验期与主刑是否匹配（拘役、有期徒刑各有下限）。
七、研究记录
研究记录：本文为职务犯罪法律问题研究记录，所引裁判文书信息已作脱敏处理，自然人姓名均以“某”代称，相关单位名称已作概括表述；仅用于专业研究，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或个案法律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