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案子走了一条不寻常的程序路线：一审判决后，被告人上诉、检察院抗诉，二审裁定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。重审另行组成合议庭，结论是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。

但重审并没有顺着辩方的两条主攻意见走：要求从受贿款里扣掉 1.7 万元，没成；主张自首，也没成。前者是今天要拆的重点。

一、案件基本信息

项目内容
案号（2010）老刑初字第93号
审理法院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
裁判日期2010 年 10 月 25 日
罪名受贿罪
涉案金额4 万元（辩护人主张扣除 1.7 万元、按 2.3 万元认定）
判决结果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，违法所得 4 万元予以追缴

二、基本案情

被告人魏某，原系某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。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对其提起公诉，指控其身为国有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、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。被告人庭审中对指控事实无异议。

2009 年 7 月，魏某利用其担任理事长的职务便利，非法收受某轨道装备制造公司工作人员送的现金 4 万元，其后免收该公司应当缴纳的 2008 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28 万余元——受贿 4 万元，对应的是公款端的 28 万余元免缴。

案发后，涉案赃款已全部退出。

三、主要量刑情节

情节法院评价
自首不予认定 —— 辩护人提交的讯问、询问笔录不能证明被告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
认罪态度庭审中对事实无异议，态度较好，可以从轻处罚
退赃涉案赃款全部退出
悔罪确有悔罪表现，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，依法适用缓刑

四、判决结果

  • 定罪：受贿罪
  • 主刑：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
  • 追缴：违法所得 4 万元予以追缴
  • 程序背景：一审判决（（2010）老刑初字第29号）后被告人上诉、检察院抗诉，二审裁定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

五、本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：“为单位垫付的费用”能不能从受贿数额里扣

辩护人的算盘是这样打的：受贿 4 万元里，有 1.7 万元是被告人个人为单位垫付的招待款和经检察院核实的费用，这笔钱不应算进受贿数额，实际受贿应为 2.3 万元。

这类主张在实务中并不少见：受贿人对那笔钱的感情是复杂的——“钱我确实收了，但其中一部分我花在单位身上了，等于没装进自己口袋”。它听起来符合生活直觉，但在规范上要过两道关。

法院驳回的理由有两个支点。

第一，资金的同一性没有证明。 法院认定，辩护人当庭提交的证言笔录、调查笔录和请愿书，“不足以证实该 17000 元系从其受贿的四万元中支出”。这句话点在要害上：扣除辩护的前提是证明”这两笔钱是同一笔钱”——你主张扣掉的那笔支出，必须能对到受贿款的时间与金额上。没有票据、账目、时间对应这类客观证据，只有证言笔录，资金同一性就建立不起来。

第二，与指控事实没有关联性。 法院进一步认定，这些证据的证明内容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，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。这是很多辩护人容易低估的一步：关联性审查在前、证明力审查在后，材料一旦被认定与指控事实无关联，连进入”采信”环节的资格都没有。

把这两点合起来，扣除辩护的正确打开方式是：先固定客观资金证据（垫付票据、单位账目、与受贿款收付时间的对应关系），再谈扣多少。只有言词材料的扣除主张，几乎注定被”关联性不足”整体挡回。

本案辩护人的证据清单也值得记一笔：多名人员的证言笔录、调查笔录，外加一份 39 位残疾人的请愿书。请愿书这类材料属于典型的”道义支持”证据——它能传递情绪和评价，却证明不了资金问题上的任何事实。把道义材料与待证事实画等号，是扣除辩护最常见的失败姿势。顺带一提，辩护人同时主张的自首（第一次被询问时如实供述即构成自首），法院同样以笔录不能证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为由驳回——两条主攻意见在重审中全军覆没，重审的辩方策略布局值得复盘。

还有一个算账层面的提醒：本案适用当时的（1997 年刑法）数额标准，无论 4 万元还是 2.3 万元，都落在”一年以上七年以下”的同一条档内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扣除成功，对法定刑档次也没有实质影响——低位案件里，扣除辩护的边际价值主要体现在数额评价和社会危害性评价上，而不是跨档。想让扣除产生量刑意义，要么把数额扣到下一档以下，要么把它转化为退赃、悔罪等情节的评价素材。

六、从该案还可以观察到什么

其一，“谋利”的对价可以是减免公款。 本案受贿 4 万元对应的是免收 28 万余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——为他人谋取的利益不限于帮对方赚钱，把本应征缴的公共资金免掉，同样是”为他人谋取利益”。公共资金的让渡幅度，也是衡量社会危害性的参照。

其二，缓刑考验期用到了法定上限。 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——《刑法》第七十三条规定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，本案顶格适用。重审改判缓刑的案件，考验期的长短同样是法院表达宽严态度的位置：刑期压不下去时，把考验期拉满，是另一种平衡方式。

其三，主体是”国有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”。 判决援引《刑法》第九十三条第二款，认定残联理事长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。群团组织、事业单位中承担管理职责的人员，主体身份的争议点通常不在”是不是在编”，而在”管的事是不是公务”。理事长对保障金征收事项有决定权，这一管理职责正是受贿罪评价其收钱行为的前提。

其四，重审案件的量刑信息量。 本案二审以裁定（而非判决）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，说明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，但重审认定的犯罪事实与原指控是同一个：4 万元。变的是量刑——重审最终给出三年缓刑五年，赃款全额退出、悔罪表现这两个情节在重审中被充分评价。对办理此类案件的同行来说，“事实没变、量刑变了”的重审结果，往往是量刑情节重新组合评价的结果，值得对照两份判决的说理差异。

七、研究记录

研究记录：本文仅作为职务犯罪案例学习与法律研究记录，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或个案法律意见。具体案件需结合证据、程序进展及当地司法实践综合判断。裁判文书信息已作脱敏处理，自然人姓名均以”某”代称，相关单位名称已作概括表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