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系列案例 115 写过这个案子的一审：某税务干部受贿案，（2010）宁刑初字第174号，认定 90 800 元，判五年——自首成立、全额退赃，刑期仍贴住”五年以上”档的下限。本篇读它的终审：（2011）洛刑一终字第44号，受贿罪，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。

同一个被告人，自首没变、退赃没变，五年怎么变成三年缓三年的？看改判的理由结构。

一、案件基本信息

项目内容
案号（2011）洛刑一终字第44号
审理法院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裁判日期2011 年 1 月 28 日
罪名受贿罪（终审）
二审认定数额32 000 元（一审认定 90 800 元）
判决结果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

二、基本案情

上诉人安某，原系某区国家税务局税收管理员。

一审认定两起事实：其一，2006 年底至 2007 年初，收受某焊材销售部实际负责人王某现金 4 万元，为其代购大面额税务发票，并以销售部名义缴纳税款 8000 元；其二，2007 年下半年收受王某现金 6 万元，代办该销售部的注销税务手续。两起合计 10 万元，扣除代缴税款 9200 元，一审认定受贿 90 800 元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没收财产 5 万元。案发前，安某曾向单位监察部门负责人报告受商户请托收”感谢费”的事实；案发后赃款全额退缴。此前本案已经两次一审、两次被发回重审。

安某上诉的核心是一句话：第二起 6 万元，是他在税务大厅窗口直接代办注销手续，没有请其他工作人员帮忙，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。二审经阅卷、讯问上诉人，认为事实清楚，决定不开庭审理。

三、二审认定的量刑情节

情节二审评价
自首认定（沿用一审：案发前向所在单位监察部门负责人报告收受财物基本事实）
退赃案发后全部退赃
认罪悔罪认罪、悔罪态度好
单位意见某区国家税务局请求对其从宽处罚
缓刑评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

四、判决结果

  • 维持：一审判决的定罪部分（受贿罪成立）
  • 撤销：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
  • 改判：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（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）
  • 终审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

五、本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：改判的三层理由结构

二审没有新增任何一个从宽情节——自首、退赃、认罪悔罪，一审全都认定过了，一审照样判五年。改判的动力在别处，拆开是三层。

第一层：一笔事实被”要件未查清”式排除。 对第二起 6 万元，二审没有说”这件事没发生”，而是说：原判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（斡旋受贿）认定该起，但”没有查清上诉人在代办注销手续时，系利用何种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，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”，故该起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注意这个排除通道的质：斡旋受贿要求两个要件——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、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。代办注销登记是正常事项，“不正当利益”要件天然难以坐实；上诉人又坚持未请托他人。两个要件都无法查清，6 万元整笔出局。

第二层：数额裁剪引发档位下移。 排除第二起后，受贿数额只剩第一起的 4 万元减去代缴的 8000 元税款，即 3.2 万元。90 800 元落在”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”档（五年以上）；3.2 万元落到”不满五万元”档（一年以上七年以下）。判决书的处理方式很干净：维持定罪、撤销量刑，重新按低档量刑。

第三层：缓刑空间在降档之���才打开。 一审在”五年以上”档内即使从轻到底，也只能是五年，而五年显然不可能适用缓刑；降到 3.2 万元对应的低档后，法院给出的缓刑理由链是：自首＋全部退赃＋认罪悔罪＋单位请求从宽＋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。这些素材一审大多具备，只是当时的档位让它们没有施展空间。

三层合起来，就是给同行的那句话：二审改判案件，辩护资源的第一排序是”档位”，第二排序才是”幅度”。 案例 115 的结论——自首只保住了五年下限——在本案得到闭环：同样的自首、同样的退赃，换一个档位，结论完全不同。要动那个结果，靠的不是把自首再论证一遍，而是砍数额、改档位。

六、从该案还可以观察到什么

其一，不开庭审理时的上诉写作。 二审经阅卷、讯问上诉人即决定不开庭，意味着上诉理由必须写成”卷宗能自证的论证”——本案上诉理由恰好做到了这一点：窗口代办、未请托他人，指向的是卷内可以直接核对的职务行为形态问题，要件缺失一望即知。如果上诉理由停在”量刑过重”的感叹上，不开庭程序里连被听见的机会都有限。

其二，“单位请求从宽”进入了缓刑理由链。 原单位国家税务局明确请求对安某从宽处罚，判决将其与自首、退赃并列列入缓刑考量。职务犯罪中，行为人原单位出具的评价意见是有分量的情节素材，辩护时值得主动经营——前提是它基于真实的履职表现与悔罪事实。

其三，税款扣除的口径在改判中未被动摇。 二审认定的 3.2 万元，仍是”收 4 万元－代缴 8000 元”的净值，与一审把 9200 元代缴税款从受贿数额中扣除的逻辑一致（见案例 115）。改判改变的是事实范围，不是数额计算规则——为请托人事务垫付的款项可以扣除，这条口径在两审之间是稳定的。

其四，“代办事宜”类指控要盯住条文的适用。 一审对第二起适用第三百八十八条，等于把”代购发票、代办注销”纳入斡旋受贿评价——而这恰恰是最容易动摇的支点：请托事项本身正当，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要件就悬空；行为人自己窗口办结、未动用他人职权，“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”也悬空。遇到”办事收钱”类事实，第一道审查就是对号入座：它究竟是第三百八十五条的直接受贿，还是第三百八十八条的斡旋受贿？条文选错，整个数额结构都可能被二审重排——本案就是实例。

七、研究记录

研究记录：本文仅作为职务犯罪案例学习与法律研究记录，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或个案法律意见。具体案件需结合证据、程序进展及当地司法实践综合判断。裁判文书信息已作脱敏处理，自然人姓名均以”某”代称，相关单位名称已作概括表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