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案子在检索工具里挂着一串标签：共同犯罪、从犯、索贿、免予刑事处罚。四五个标签堆在一起，很容易读错——尤其是”免予刑事处罚”，它压根不是本案的结果。把标签逐一拆开、放回原文，各被告人的责任分配才看得清。
一、案件基本信息
| 项目 | 内容 |
|---|---|
| 案号 | （2013）瀍刑初字第116号 |
| 审理法院 | 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 |
| 裁判日期 | 2013 年 12 月 18 日 |
| 罪名 | 受贿罪 |
| 法院认定 | 收受贿赂 43.9226 万元，并索贿 20 万元 |
| 判决结果 | 有期徒刑五年 |
二、基本案情
被告人田某（女），伙同其丈夫赵某（原某市财政局局长，已判刑）实施两起事实：
第一起，2005 年 7 月，赵某收受某实业公司总经理鲍某 3 万元，随后安排财政局向鲍某控股的某煤业公司提供借款 200 万元；之后又以借款为名向鲍某索要 20 万元，这笔钱由田某具体收受——卷内确实存有一张 20 万元的”借条”。
第二起，2011 年 6 月，为感谢赵某在公司入股、收购事项上的帮助，某投资公司董事长所送房产一套，价值 43.9226 万元。田某在明知未付购房款的情况下，前去办理购房手续，并将房产登记在丈夫赵某名下。
田某辩称房子是入股分红、20 万元是借款且有借条；辩护人认为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法院均未采纳。
三、主要量刑情节
| 情节 | 法院评价 |
|---|---|
| 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| 起次要作用，系从犯，依法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 |
| 索贿 20 万元 | 写入共同犯罪事实，指向赵某实施的索取行为 |
| 前科 | 2012 年 12 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（前案） |
四、判决结果
- 定罪：受贿罪
- 主刑：有期徒刑五年
- 刑期起止：2013 年 9 月 11 日至 2018 年 9 月 10 日
- 附加刑：判决未见罚金表述
五、本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：三个标签怎么拆，责任就怎么分
先拆”免予刑事处罚”。 这个标签最容易骗人。判决书首部写明，田某”因犯受贿罪于 2012 年 12 月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”——那是前一个案件，是她的前科，不是本案量刑结果。本案判的是实刑五年。这提醒我们：阅读案卷时必须区分”本案的量刑情节”与”被告人的历史评价”，检索工具的自动标签在这类地方最容易出错，结论必须回到判决主文。
再拆”索贿”。 实施索取行为的主体是赵某——判决查明部分写的是”赵某某收受贿赂后……又以借款为名向鲍某索贿 20 万元”，田某的角色是”具体收受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法院把索贿 20 万元写入了共同犯罪事实并用于定罪评价，但没有对田某个别认定”索贿”这一加重量刑情节。这背后的道理是：加重量刑情节不当然辐射每一个共犯，要看该行为由谁实施、谁对该行为承担责任。职权是赵某的，索是赵某索的，田某参与的是收钱和过户。同一个 20 万元，在丈夫那里是索贿型受贿，在妻子这里的评价重心落在”明知性质而具体收受”。
最后拆”从犯”。 法院认定田某”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”，理由隐含在她参与的具体环节里：她不掌握职权，做的是收受 20 万元、办理购房手续、把房产登记到丈夫名下——即接收与落实环节。据此援引第二十七条”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”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请注意这个落点：按判决援引的当时刑法第 383 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（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），五年恰好是该档的法定最低刑。从犯情节加上其他考量，把量刑落在了档底。
三句话概括这个案件的责任结构：职权与索取归丈夫，收受与过户归妻子，从犯情节决定妻子的落点。
顺着结构再往下看一层：从犯的认定不是凭身份推导的，是有证据支撑的。共同受贿案件的分工证据，通常落在四个问题上——谁利用了职权、谁实施了索取或收受、谁参与经手款项或财物、赃款赃物登记在谁名下。本案的证据组合正好逐项对应：判决引用了田某本人关于”在赵某安排下以借款名义拿 20 万元""明知未付房款而办理购房手续”的供述、赵某关于”向段某索要房产、其妻办理过户”的供述、行贿方及其经手人的证言，以及财务资料中”未收到购房款”的书证。妻子没有职权，判决就让她在自己的环节上负责。家属型共同受贿的辩护空间，也恰恰藏在”我参与了哪一段”的精确切割里——多认不属于自己环节的行为，等于替主犯分担了责任。
六、从该案还可以观察到什么
其一，数额表述有两处含混。 查明部分出现了赵某收受的 3 万元，但定罪部分只表述为”收受贿赂 43.9226 万元，并索贿 20 万元”，3 万元未列入数额表述；且认定的数额与援引档次之间的对应关系，判决书未作说明。研读老判决遇到这类情况，不必急于下”档次错了”的结论，但必须回到援引条文逐项核对，不能想当然。
其二，“借条”没能翻案。 卷内确有 20 万元借条复印件，田某也以此抗辩。但判决结合收受时间与财政借款事项的关联、双方职务关系、鲍某及经手人证言等综合认定实为索贿。这印证了一个通则：“以借为名”的审查是七、八个因素的综合判断，一张孤立的借条改变不了整体证据结构。
其三，免刑之后还会再犯。 田某 2012 年 12 月刚因受贿罪被判免予刑事处罚，2013 年 9 月即因本案被逮捕。免予刑事处罚不切断行为轨迹，前科也会在此后的量刑评价中再次进入法官视野——对当事人如此，对办理类案的同行同样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样本。
其四，配偶名下的职务便利借用。 本案的职权完全属于赵某，田某本人并无财政管理职权，但”伙同”二字把两人绑进同一个犯罪构成。实务中这类”一人掌权、全家收钱”的结构非常常见：配偶经手收钱、代办过户、出面”借款”，在共同犯罪框架下都可能成为追诉对象。办理此类案件时，不要因为当事人”没有职务”就排除共犯风险，审查重点应放在其对款项性质的认识和参与的具体环节上。
七、研究记录
研究记录：本文仅作为职务犯罪案例学习与法律研究记录，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或个案法律意见。具体案件需结合证据、程序进展及当地司法实践综合判断。裁判文书信息已作脱敏处理，自然人姓名均以”某”代称，相关单位名称已作概括表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