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贿3.3万元，免予刑事处罚，没有主刑，没有罚金。

这个结果不是”情节轻微”四个字的产物，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：指控数额被核减一半以上、“情节较轻”的法定档被打开、自首成立、赃款全额退出。缺任何一环，结果都可能不同。

一、案件基本信息

项目内容
案号（2014）新刑初字第218号
审理法院河南省新安县人民法院
裁判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
罪名受贿罪
起诉指控金额5.9 万元（五起）
法院认定金额3.3 万元（两起）
判决结果免予刑事处罚

二、基本案情

被告人乔某，原系某县国土资源部门局长助理、党组成员，主管该局土地监察大队、信访科工作。

公诉机关指控五起受贿，合计 5.9 万元：2013 年 8、9 月间，为请托人李某筹建环保建材厂办理”农用地转建设用地”事项，收受现金 3 万元（钱装在茶叶盒里，放在办公室）；2012 年至 2013 年间，为单某石灰岩厂办理采矿许可证延期事项，分三次收受 1.4 万元；2013 年 3、4 月，为贾某承包砖厂的违法用地事项收受 2000 元；2013 年 4 月，为李某甲搅拌站土地手续收受 1 万元；2013 年 9 月，为赵某开发的某小区土地闲置问题收受 3000 元红包。

庭审翻盘点在辩方的反证上。辩护人出示：乔某早年会计专业的毕业证，以及单某厂里的财务报告、月报表上均有乔某签名，单某出庭证明那 1 万元系年度劳务报酬、两次 2000 元是给孩子压岁钱且两家素有往来；某酒店出具证明，2013 年 6 月乔某在该店招待消费 8600 元，用于接待市国土部门人员；贾某出庭证明所送 1 万元中，2000 元留作饭费、其余被乔某退还。法院审查后认为，指控的第 2、3、4 起”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将该款据为己有”，不予认定；而对第 1、5 起，乔某关于公务支出、礼尚往来的辩解证据不足，不予采信。最终认定受贿 3.3 万元。

三、主要量刑情节

情节法院评价
自首认定 —— 侦查机关出具证明：乔某到案后主动供述涉嫌受贿 5.9 万元的犯罪问题，有自首情节
退赃退交赃款 5.9 万元（按指控数额全额退出）
初犯、偶犯、悔罪酌情从轻

四、判决结果

  • 定罪：受贿罪
  • 主刑：无 —— 免予刑事处罚
  • 罚金：无
  • 判决主文：被告人乔某某犯受贿罪，免予刑事处罚。判决未单列追缴违法所得的主文
  • 法律依据：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三百八十六条、第三百八十三条、第三十七条

五、本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：自首成立之后，免刑是怎么”够到”的？

免予刑事处罚不是一个单独的情节，它需要被告人先站到一个够得着它的位置上。本案的链条有三级台阶，值得逐级拆开看。

第一级台阶：数额核减改变了档次结构。本案 2014 年判决，适用当时的数额标准。按指控的 5.9 万元，落入”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”档，法定刑起点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通道从起步就是封闭的；核减到 3.3 万元后，落入”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”档，法定刑一年以上七年以下，而这一档后面还跟着一句关键但书——“情节较轻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”。没有数额核减，就没有”情节较轻”这个入口。指控金额与认定金额之间的 2.6 万元差距，改变了整个量刑的几何结构。

第二级台阶：第三十七条的适用。《刑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，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。何谓”犯罪情节轻微”？本案法院的论证是叠加式的：法定档内的”情节较轻”评价、全额退赃（且超出认定数额）、初犯偶犯、悔罪表现。注意，单看 3.3 万元的受贿数额，尚不足以直接推出”不需要判处刑罚”，它需要这些从宽因素在同一个方向上压实。

第三级台阶：自首的质量。本案自首不是争来的，是侦查机关自己出具书面证明的：主动投案、主动供述了 5.9 万元——比法院最终认定的 3.3 万元还多。对照法发〔2009〕13 号对职务犯罪自首从宽幅度的要求——结合投案动机、阶段、交代的完整性与稳定性、悔罪表现综合判断——本案的交代完整度和退赃彻底性都属于高质量自首。

三级台阶拼起来，才走到第三十七条。给同行的提醒是：在争取免刑的案件中，与其笼统地请求”从宽处理”，不如逐级自查——本案够到哪个档？档内有没有”情节较轻”的通道？自首、退赃的证明材料齐不齐？链条上哪一环还缺证据？这一套自查做完，辩护意见才能落到判决书能引用的位置上。

六、从该案还可以观察到什么

其一，辩方反证推翻指控的证明方法。 第 2、3、4 起被推翻，靠的不是”辩解”，而是书面资质＋签名账目＋证人出庭的组合。同时注意法院的区分：能证明”钱没有进个人口袋”的（劳务报酬、压岁钱、被退还的款项），不予认定；而”钱收了但用于公务支出”的辩解（第 1 起的 2.6 万元），因为没有报销凭证、单位账目佐证，同事证言反而证明其没有公务垫支，故不采信。“未收”与”收了但花了”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证明路径，后者的举证门槛高得多。

其二，退赃数额与认定数额的错位。 乔某按指控全额退了 5.9 万元，法院认定 3.3 万元，判决又没有追缴主文。退多认少的差额如何处理，判决书是留白的。对照受贿认定逻辑，追缴范围应以认定的 3.3 万元为限，多退部分本应返还，但判决未作交代——此类案件在执行阶段值得主动向法院核对退赔与返还的口径。

其三，数额标准的时间维度。 本案系 2014 年判决，适用当时的数额标准；若以后来的司法解释数额档倒套，第一级台阶的推演就全错了。办理历史案件，先核行为时与裁判时的数额规范，再谈档与刑。另外，本案由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后由新安县法院审理，受贿案件被告人所在地与犯罪地分离时的指定管辖安排，在程序上也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样本。

七、研究记录

研究记录：本文仅作为职务犯罪案例学习与法律研究记录，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或个案法律意见。具体案件需结合证据、程序进展及当地司法实践综合判断。裁判文书信息已作脱敏处理，自然人姓名均以”某”代称，相关单位名称已作概括表述。